“我带我的妻子去了尊严医院——她临死前告诉了医生一件很有力量的事。”

戴夫·索瑞（Dave Sowry）称妻子的最后时刻“非同寻常”，他冒着被起诉的风险陪伴在妻子的身边，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2022年9月，68岁的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巴里（Christy Barry）飞往瑞士的协助死亡诊所Dignitas。随着新的协助死亡法案在议会进行辩论，来自伦敦的戴夫认为，悲伤的亲人不应该面对这种额外的恐惧。他坚持认为，像克里斯蒂这样的人应该选择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死去。

2002年，这对40多岁的情侣在交友网站Guardian Soulmates上相恋，三年后结婚。他们过着积极的生活，第一次一起度假是滑雪旅行。但随后，在表现出令人担忧的症状后，学术研究员克里斯蒂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MS）——一种慢性、无法治愈的疾病，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系统（CNS）。

在去诊所之前，这对夫妇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假期（图片:提供)

戴夫成为了克里斯蒂的全职照顾者，他告诉《镜报》：“这就像看着一个人变老，但又在快速前进。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她从50人变成了100人。”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克里斯蒂无法独立站立，患上了癫痫，并经历了剧烈的神经性疼痛。当她的癫痫药物加重了她的症状时，事情又发生了痛苦的转变。

克里斯蒂于2012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被迫退休，她已经从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变成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照顾的人，同时“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2022年2月，克里斯蒂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申请成为尊严组织的成员，当时她在日记中写道，选择死亡给了她“巨大的解脱感”。回顾这个转折点，戴夫反思道：“人们不知道真正坐下来认真地做出‘我不想再活下去了’的决定是什么感觉。

“这是一个必须做出的重大决定。你知道，结婚、搬家等等，在你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你生活中所有其他有压力的事情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克里斯蒂对自己令人心碎的决定很确定（图片:提供)

戴夫认为，其他正在受苦的人也应该有这个选择

在这一点上，克里斯蒂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但她意识到这个过程将是“漫长而漫长的”，除了医疗记录之外，还需要一份个人陈述和传记。直到那年8月，尊严组织才给克里斯蒂“开绿灯”——戴夫记得那是一个“喘息的时刻”，他意识到，“这真的要发生了”。克里斯蒂最初将婚期定在11月，对于这对过着“日复一日”生活的夫妇来说，接下来的三个月似乎“像是年龄”。

克里斯蒂最后把日期从11月提前到了9月，当时他们唯一能住的地方是“苏黎世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戴夫分享道：“克里斯蒂突然说，‘我不只是去玩一个晚上。我们要去那里度假。”我最初的想法是，‘你疯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件好事。”

当他们向伦敦的家道别时，告诉了一小群朋友他们的计划，克里斯蒂“害怕会有人敲门，她会被拦住”。尽管如此，戴夫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因为克里斯蒂仍然能够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安排。他们也有经济能力去瑞士旅行——这是许多患者无法享受的特权。

回忆起在瑞士的最后几天，戴夫说：“在瑞士呆了四五天，有点像度假。我们以前从未住过那样的酒店，但她说，‘好吧，这是我的钱。我将来不会花很多钱，对吧？”四天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

戴夫表示支持新的《协助死亡法案》（图片来源:美联社)

然而，也有一个过程要经历，这使他们越来越接近他们在那里的原因。在克里斯蒂去世的前一天，她参加了尊严组织的一位医生的采访，而戴夫则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虽然在这一点上很明显，克里斯蒂是多么的残疾，但他们必须确定她的思想健全，她的决定是明确的。

戴夫记得目睹医生和克里斯蒂就他们都喜欢唱诗班的事情进行了一次“哲学讨论”。他回忆说：“事后看来，我想这就是你确定一个人是否头脑健全的方法。她显然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能力，能够作出适当的决定。这是一种解脱，一旦结束，但再次，这是另一个步骤。”

戴夫一直在想克里斯蒂是否会改变主意，但她越想，她就越确定。[…去看医生离成功又近了一步，但我仍然觉得，我们还有24小时。那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早晨。戴夫继续说：“那天早上，感觉很奇怪；你只是过着正常的生活。你知道，你吃早餐。她正在刷牙，我想她是在说，‘我刷牙疯了吗？有什么意义呢？”但你要尽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甚至到了Dignitas，我们也花了一个小时填写表格，解释发生了什么。”

几年前看过关于这个话题的全景纪录片，戴夫知道会发生什么。克里斯蒂吃药来阻止她生病；然后在给她注射致命剂量之前，她要等半个小时。回顾那最后的一个小时，戴夫回忆道：“真正意义上来说，那是非凡的。这是真实而超现实的。非常深刻，非常感人。”

“克里斯蒂看起来很平静，很安详。所以确定。她突然看起来好像年轻了十岁。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些永远皱着眉头的痕迹，所有这些都从她身上消失了。她对此很平静。她说她喜欢这样想，她正在回归大自然的精神。”

当那一刻到来时，戴夫回忆起克里斯蒂的死是“平静的”，“一点也不痛苦”。戴夫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没有理由不像克里斯蒂在那里一样。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她喝了一口液体，又喝了一些甜酒来消除那种味道。

“我没有数，但我想大概在一分钟内，她就睡着了。不到五分钟，我就觉得她已经不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真的很平静，一点也不痛苦。”

最后，戴夫一直陪在克里斯蒂身边（图片:提供)

戴夫想了想：“我觉得可以说她得到了她想要的死亡，但她并没有在她想要的地方死去。”

在给朋友和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克里斯蒂说：“我曾经有过非常丰富和充实的生活，但最近我的多发性硬化症迅速而可怕地恶化；我说不下去了。在过去的10年里，多发性硬化症慢慢地侵袭了我，一点一点地夺走了我更多的身体机能……所以请不要因为我决定放下窗帘而严厉地评判我。”

回到英国后，戴夫向警方自首，因为他不喜欢“等上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等可能的敲门声”。警方正式约谈了他，但最终决定不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这方面，戴夫认为自己很幸运。根据“死亡的尊严”组织的说法，那些与亲人一起去“尊严”诊所并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场的人，有被起诉的风险，在返回英国后可能面临最高14年的监禁。

戴夫在克里斯蒂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湖区向她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在那里把一缕缕头发随风散落，并在她的记忆中种下了树。他还通过支持“我的死亡，我的决定”组织来表达对妻子的敬意。“我的死亡，我的决定”是一个在英国倡导协助临终者改革的运动。

今天，一项新的协助死亡法案将在议会进行二读。如果获得通过，它将进入委员会阶段，开始几个月的逐行审查，然后于明年在下议院进行最终投票。

如果通过，该法案将允许生命不足六个月的绝症患者有权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据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最严格的保障措施，根据这项拟议的立法，必须有两名医生确定一个病人有资格，同时必须有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审理每一项申请。

还将实施流程，以确保人们可以改变主意。病人必须自己注射致命的剂量，因为任何人——包括医生——给他们注射这种药物仍然是非法的。

在谈到这项法案时，戴夫说：“我真的希望这项法案能够通过。如果75%希望改变的人得不到改变，那将是对民主的嘲弄。”

他补充说：“我不想把我的道德框架强加给任何人。我所要求的只是给像克里斯蒂这样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样人们就不用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了。我希望有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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